唐朝无疑是中国古代最开放的国度，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也包括相对其它朝代而言的性开放。唐朝之所以性开放的原因很多，愚以为唐朝皇帝的“乱伦”失德是其中一个重要诱因。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当皇帝的都不讲究礼法道德，朝野上下不拘礼法、不重贞节之风便油然而生，并渐成气候。
当皇帝的如此丑态百出――夺弟媳、淫庶母、霸儿媳……就难免上行下效，致使唐代的礼教束缚松弛，带来中国历史少见的不拘礼法、不重贞洁的性开放或曰性自由。其具体表现有：
狎妓淫乐成风
唐代是中国古代妓业繁荣期，宫妓盛行不衰，地方官妓崛起，家妓普及，市妓发达。朝野上下狎妓淫乐之风盛行，“犹自笙歌彻晓闻”。
唐代宫妓之盛，绝不亚于隋朝，并正式形成教坊妓制度。唐太宗之初宫女是三千人，至唐玄宗时却有“先帝侍女八千人”、“后宫佳丽三千人”之说。玄宗时长安内外共容纳在册教坊妓一万一千四百零九人。其中以宜春院的宫妓级别最高，因为她们常为皇帝表演，被称作“内人”。
上之所好，下之所趣。在李唐最高统治者的影响下，社会上淫佚成风。无论是官府迎来送往、宴宾典礼，还是官员们聚会吟诗、游山玩水，都少不了以妓乐助兴，于是官妓迅速崛起。故北宋张瑞义《贵耳集》说：“唐人尚文好狎”。官妓隶属于各级官府，又称“官使妇人”、“官使女子”等，至中唐时已普及到州、府、郡乃至县级衙门。崔颢《得体歌》诗序曰：“先是民间戏唱得体歌，及新潭成，陕且尉崔成甫乃翻此调为得宝歌，集两县官伎女子唱之。”
官僚贵族们普遍蓄养家妓。白居易“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之诗句，便是对唐代这一世风之真实写照，而且白居易也亲自身体力行，晚年在自家蓄妓过百，终日日个不休。朝廷还依据官员品级对蓄养家妓规模作过规定。中宗曾令：“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唐玄宗则下诏：“五品已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如此荒唐之诏，便使官吏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蓄妓淫乐。
唐代的市妓十分发达，规模可观。如长安的平康坊，时有“风流薮泽”之艳称。从史料及唐诗中可以看出，唐代的官吏、文人、学子大都不拘泥于礼法，经常出没于妓馆青楼，还常用艳诗新词来描绘自己狎妓之风流韵事。连许多大名鼎鼎的文人墨客也是那烟花柳巷之常客。
从史书和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中都不难发现，唐代民间男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较常见，这应该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娼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些诗歌都写出了女性自由的爱情生活
唐人对女子婚前贞操并不十分计较，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婚前性行为、婚外恋较为普遍。如当时的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后并不过分谴责，而是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台州女子肖惟香与进士王玄宴相恋，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唐人对婚外性行为并不认为是奇耻大辱，反而当作风流韵事。维扬大商人之妻孟氏在家中吟诗，一少年入门而言：浮生如寄，年少几何，岂如偷顷刻之欢。于是孟氏就和他私合。长山赵玉之女一日独游林薮，见一锦衣军官十分英武，便说：我若得此夫，死亦无恨。军官说：暂为夫可乎？赵氏说：暂为夫亦怀君恩。于是二人在林中欢合而别。我日，我若是此军官，死亦无恨。谁来做赵女？
唐代的传奇小说中有不少是写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结合的故事。令人发笑的是，唐人竟然把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也加以改编，说织女丢下牛郎，夜夜到人间和情人幽会。情人问她怎么忍心丢下牛郎独自下凡，织女却说：关他何事？何况河汉相隔，他也不会知道。这个故事虽然纯属虚构，但却反映出当时唐人的性开放观念。
另据敦煌资料显示，当年的敦煌少女可以亲自选夫、问夫，直到满意为止。据文献记载，男女在结婚前还可以试婚，试婚时要签一份协议。
女性不重贞洁
唐代是一个妇德严重失范的朝代，女性亦可不重贞节，不守贞操，并获得一定程度的性自由。女子离婚或丧夫后再嫁，是唐代的普遍风气，不受社会舆论谴责。据《新唐书？公主传》载，唐代公主再嫁的达二十三人：计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肃宗女一。其中三次嫁人的有四人。这说明当时的朝廷对此不以为怪。
此风不仅存在于朝廷帝王之家，官僚贵族的女儿改嫁的也很多，庶民的妻子，夫死后亦可改嫁。有的甚至提出离婚，还有夫妻不合协议离婚的。门第显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讳娶再醮之女。宰相宋之子娶了寡妇薛氏。严挺之的妻子离婚后嫁给刺史王琰，后来王犯罪，严还救了他。韦济之妻李氏夫死以后，主动投奔王缙，王纳为妻室。就是一代大儒韩愈，女儿先嫁其门人李汉，离婚后又嫁樊仲懿，可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女儿再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