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两银子一枚的鸡蛋
第一种情况是始终蒙在鼓里。
清朝早朝时间从凌晨5点开始，大臣们为了不迟到，每天起得比鸡还早。有一天，一代英主乾隆帝亲切地问候一个大臣：“你天天上班这么早，在家吃早点了吗？”大臣说吃了，乾隆又好奇地问：“早点吃什么呀？”大臣答：“俺家不富裕，随便吃几个鸡蛋。”乾隆惊讶得倒吸一口气：“天哪，10两银子一枚鸡蛋，我都不敢多吃，你还哭穷！”大臣立即明白是有人搞鬼，但也不好乱说，只好顺着敷衍道：“外面卖的鸡蛋都是残次品，特便宜，质量好的鸡蛋我们哪里吃得起。”乾隆这才释怀，反过来安慰大臣：“别急别急，咱以后涨工资。”
到光绪帝时期，鸡蛋进价已变成30两银子一枚，其实市场上才卖三四个铜板。光绪偏偏好这一口，因此每年要“吃”掉上万两白银的鸡蛋，弄得自己都有点儿负罪感。有一天跟翁同龢闲聊，光绪问：“鸡蛋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贵了，翁老师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也不敢直言：“过年的时候买个把鸡蛋，给孩子们解解馋，平时不敢想。”可怜的光绪皇帝，终生都以为吃鸡蛋属于高档消费。
道光皇帝的汤面
第二种情况是心知肚明却无可奈何。
道光皇帝特别节俭，每年全部的生活支出，还不及后来他的儿媳妇慈禧的一半，弄得后勤部门清汤寡水，大家都很郁闷，就不断创新贪污思路。时间一长，道光隐约感觉不对，就想搞搞调研。
有一天开早会，道光帝突然问大军机曹振镛：“你家平常做饭，都是谁买菜？”曹振镛知道皇上最欣赏艰苦奋斗的干部，痛快地回答：“保姆买菜我不放心，下了班俺自己上菜市场。”这是实情，曹振镛不但亲自买菜，还时常因为一个土豆半截葱跟菜农吵架，一点儿领导干部的样子也没有。
道光帝切入主题：“那鸡蛋多少钱一个呢？”曹振镛是个情商超常的老江湖，他一盘算，管后勤的可都是皇帝身边人，岂能瞎掺和，便顺口编了个故事，把领导往沟里领：“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差点儿死了，医生嘱咐千万不能吃鸡蛋，一吃就没命，所以我家从来不敢买鸡蛋，真没口福啊！”
道光皇帝还曾经想过叫外卖，这在今天是很平常的事，他硬是没办成。
道光帝上任前，曾在前门一家小吃店吃过一碗汤面。这家的汤面做得实在是好，以至于道光帝念念不忘。登基后，皇上有一天发现吃饭开支过大，就明确指示伙食不要太讲究，多搞点儿家常的，比如汤面之类的。
第二天，后勤事务管理部门内务府递上一份报告，建议设立汤面管理处，选派得力干部挂帅；修建汤面厨房一所，增加事业编制若干；请求拨付筹办费六万两，此后每年需要15000两保证运行。皇上一看差点儿晕过去：“这也太夸张了吧，前门外就有一家汤面馆，不能让太监去买吗？”
过了几天，内务府的人报告说，前门外的那家馆子早就关张了。可怜的道光皇帝只好认栽：“算了算了，我不吃汤面了！”
咸丰皇帝朝服像咸丰皇帝朝服像
错把50两填成了5000两
第三种情况是查办案件，增加震慑力。
有一次，咸丰皇帝书房的门坏了，后勤部门的意见是换个新的，皇帝说修理一下就行了。门修好了，报销单据上写着白银5000两。咸丰帝大为震怒，桌子一拍：“你们当我是傻子！”立即下令组成专案组，要求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讯问了好几圈，结果出来了：具体办事的干部是新来的，业务不太熟，加上第一次给皇上办事，心情非常紧张，错把50两填成了5000两。既然领导还有点儿专业知识，后勤部门着实小心谨慎了一阵子，但领导也不能事事都查，时间一长，依然如故。
光绪与慈禧的关系微妙，乘老佛爷60大寿之机，光绪定做了手镯作为生日礼物，表表忠心。内务府的庆宽司长是经手人，报销了四万两白银。光绪试探道：“怎么这么贵？”庆宽笑笑说：“太后看过了，很喜欢呢。”光绪很不爽，暗下决心要除掉这个蛀虫。
恰好此时，庆宽通过私下运作，包揽了慈禧寿辰庆典的政府采购工作，他的同事们眼红了，集体向皇上举报他的斑斑劣迹。光绪则顺势撤销了庆宽的一切职务，责令其提前退休。
两个月后的一天，吏部班子成员突然开会研究干部官员任免，大家一致推荐庆宽担任人人羡慕的肥缺——江西盐业专卖局一把手。光绪乖乖画圈，自此再不过问后勤的事。
半个月买不来100个便宜箱子
第四种情况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甚至狼狈为奸。
慈禧太后当政那些年，是大清历史上腐败分子过得最舒服的时期。这是因为慈禧自己就十分贪财，而纳贿收礼少不了帮手，鼓励报花账就成了她购买忠心的妙招，事情更一发不可收拾了。
有一天，后勤部门出去采购了100个皮箱，每个箱子报销60两银子。军机大臣阎敬铭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还主管过财政部门，知道这里面猫腻不小，便悄悄告诉慈禧：“现在市场上的皮箱，每个不会超过六两银子，内务府明显是报花账、骗领导，不认真查处不得了。”
慈禧连连摇头说：“你别听人嚼舌根子，哪能这么便宜。”阎敬铭以为领导不了解行情，说我们家前天刚买了一个，还是名牌呢，也就几两银子，而且，集中采购的价格更低！慈禧这下不高兴了：“那好吧，给你半个月时间，你帮我买100个便宜箱子，办不到你负责。”
第二天，阎敬铭兴冲冲地带着钱上街，不料所有箱包店都不开门。好不容易敲开了一家店，老板压低嗓子说：“昨天宫里来人了，通知箱包店一律停业整顿半个月，如有违反，以后就不能开店了。”
阎敬铭心想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就不信正不压邪！奋笔疾书一封信，派人送给天津道台，请他赶紧代购100个皮箱送来。
半个月过去了，天津那边消息全无，就连送信的也不见踪影，急得阎敬铭差点儿撞墙。几年后他才知道，当时有人硬塞给送信的1000两银子，让他滚得越远越好，不然小命不保。气得阎敬铭破口大骂：“洪洞县里没好人！”
缺乏刚性的制约制度
内务府的干部天生都是坏蛋吗？不是坏蛋就不能到内务府工作吗？不是！他们都是经过层层把关选拔进来的，如果政治不可靠、品德有瑕疵、业务不精通，根本没有机会来为皇帝管理家务和财务。可是在清代，内务府却是最臭名昭着的部门，是腐败分子暖洋洋的温室，贪腐案件易发多发，许多干部成了明火执仗的劫匪，而且谁都拿它没辙。同样一个人，怎么会由天使变成了野兽呢？
原因很简单，内务府一直缺乏刚性的制约制度，更不要说现代财务制度；加上在皇帝身边工作，各部门巴结还来不及，谁敢监督？内务府编制超过3000，指望皇帝一个人进行有效监督是不现实的；再说日久生情，猫和老鼠朝夕相伴，也会成为朋友。
其实，人本来就是半人半兽的东西，恩格斯早就说得明白：“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同时，人又是理性动物，趋利避害是人类的理性选择，本无所谓好坏——这是人性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生物学原因。当攫取丰厚利益的机会无处不在、暴露的概率又低时，利害相权，只要有利无害或利大于害，他就可能选择当坏人。虽然，运用道德约束、思想教化等来改良人性，理论上具有根本意义和终极价值，但却不具备现实的、工具性的制约功能，不但效率低，而且不可靠，这就好比要防止鸡鸭进菜园子，扎紧篱笆是最有效的。
好的制度恰恰是这样一种精巧的工具，它并不试图改变人性，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顺应人性的规律，通过基于人性特点的科学设计，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弘扬人性，主动选择做好事、当好人；即便是天生的恶棍，也会这样选择，否则就不符合他的利益，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长远的。
对此，先贤们早有精彩论断。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政治哲学家哈耶克说，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
历史和现实反复启示我们，“坏人”是坏的制度惯出来的，“好人”是好的制度制约、引导出来的；与其寄希望于发现“好人”，不如多花功夫在建立健全制度上，最终达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科学目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