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敦煌莫高窟出土一批唐代文献，里边保存着不少唐人的“放妻书”（离婚证书），基本内容如下：
盖说夫妻之缘，伉俪情深，恩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幽怀合卺之欢。
凡为夫妻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
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
若结缘不合，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故来相对。妻则一言数口，夫则反目生嫌。似猫鼠相憎，如狼羊一处。
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以求一别，物色书之，各还本道。
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韵之态。
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三年衣粮，便献柔仪。伏愿娘子千秋万岁。
于时某年某月某日某乡谨立此书。
有人分析，比起现在离婚的水火不相容，唐代《放妻书》可以说是语气温柔，遣词风雅，好聚好散。先是追述姻缘，怀想恩爱，然而“结缘不合，想是前世怨家”，只能离婚啦，离婚就离婚，没有你死我活的诅咒，反倒是祝愿妻子打扮得漂漂亮亮，早日觅得富贵佳偶。离婚后男方还要再负担女方三年衣粮，而且一次付清！最后还“伏愿娘子千秋万岁”，读来令人忍俊不禁，尽管是当时的一种程式语言，也让人感受到唐人的包容和释怀，温情和幽默。
这么浪漫的证书，怎么狠得下心离婚的！不过，日本学者仁井田升早在1941年就提出，放妻书中的“放”字反映了夫妻关系中妻子地位的低贱。多数敦煌学专家学者对这一观点并不认同，“放”字乃放归本宗之意，本身并无低贱的含义。在已发现的12件敦煌放妻书中，也有一些别的名称，如夫妻相别书文样、女及丈夫手书样文，更显示出双方的主体地位。这说明在晚唐和北宋初年时期，女子在婚姻关系中，要比后世的明朝和清朝地位高。
放妻书中，也有一篇独特的“放夫书”，名为“宋初留盈放妻书”。从格式上看，这篇放妻书讲的是丈夫富盈和妻子阿孟离婚，但文中却出现了“对众平论，判分离别，遣夫主富盈”、“自后夫则任娶”字样。放妻书中的放妻，是因为在夫系家庭制下，妻子一般是从夫居，因而在离婚场合，通常也就是妻离夫家，按此件文书所反映的婚姻情况，这篇放妻书本应题为放夫书。专家认为，当时基本上都是从夫居，离婚书绝大多数也是题为放妻书，所以阿孟与富盈离婚时就借用现成的放妻书的格式，加上阿孟与富盈离婚的具体内容，便成为以放妻之名、行放夫之实的离婚书。
从史实来看，唐朝妻子提出离婚的也不在少数。女方再嫁也不为失节，这与前朝的“从一而终”和后代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形成鲜明的对照。唐人范摅在《云溪友议》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妻子王氏便向他索要休书离婚。杨志坚无奈，赋《送妻》诗一首，王氏拿上这首诗，到官府请求离婚，州官颜真卿认为王氏嫌贫爱富乃“污辱乡闾，伤风败俗”，判处打二十板，准其改嫁，以示警戒。同时，赠杨志坚布帛二十匹、米二十石，并留任署中，还将此事公之于众。此后数十年间，江右之地不敢再有休夫的妻子了。
趣闻解密点评：据史料记载，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张的鼎盛时期，无论是经济发张还是思想文化的观念，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婚姻自由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此，从唐朝初年开始，在社会舆论、官方立法、伦理道德等方面都对妇女再婚这一问题显得非常宽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