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撰文称，苹果在中国获得了大量优惠政策，尤其是河南郑州为iPhone代工厂富士康提供各种便利。郑州的富士康工厂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iPhone制造厂，被称为“苹果城”。
以下为文章全文：
郑州的富士康工厂被形象地称之为“苹果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iPhone制造厂，享受政府提供的一系列优惠政策。iPhone是苹果最畅销、最赚钱的产品，“苹果城”则是iPhone生产链条的核心所在。郑州富士康拥有94条iPhone 6和iPhone 5s生产线，每天可生产50万部iPhone，从这里出口到世界各地的iPhone达到2.3亿部左右，被当地官员称之为“郑州速度”。
独得恩宠
郑州新政综合保税区的海关地处中原腹地，它采用四方形设计，面积巨大，好似一座繁忙的“商业岛”。在这里，数不清的木托盘上面堆放着高高码起的箱子，如同一座迷宫。身穿笔挺制服的政府工作人员穿行其间，清点、称重、扫描而后批准装运。不带特殊标记的卡车排起连绵1英里（约合1.6公里）的长龙，等待装货，而后将货物运到北京、纽约、伦敦和其他几十个目的地。这座先进的设施是几年前建成的，专门服务于一家面向全球的出口商，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苹果公司。郑州富士康生产的iPhone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苹果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同时也是中国境内最大的零售商之一。
郑州富士康是世界上最大的iPhone制造厂。根据政府记录以及对工厂工人、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卡车司机、税务专家、现任和前任苹果高管进行的100多次采访，这一精心设计的通关程序是郑州富士康暗中享受的一系列优厚待遇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包括税收减免和各种补贴。优惠和激励政策“大礼包”的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是iPhone生产链条的核心所在。iPhone是苹果最畅销、最赚钱的产品。
郑州地处中国贫困地区，拥有600万人口。当地的iPhone工厂由苹果的制造合作伙伴富士康拥有和经营，每天可生产50万部iPhone。当地人将郑州形象地称之为“苹果城”。郑州政府为苹果城的“炼成”提供了巨大帮助。它为富士康提供了超过15亿美元资金，用于建造工厂的大部分设施以及附近的员工宿舍。此外，政府还建造了公路和发电厂，分担用电和运输成本，为装配线招聘工人。如果工厂实现出口目标，政府还会给予奖励。所有这些都服务于iPhone的生产。
郑州官员李自强（音）表示：“我们需要一些真正能让中国的这片地区发展起来的东西。中国有句老话，叫‘筑巢引凤’。现在，凤凰来了。”长久以来，美国官员一直指责中国为其国有企业提供各种优惠的做法，称补贴和其他优惠政策让中国国有企业在全球市场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郑州的做法表明，为了吸引海外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建厂，中国政府可谓竭尽所能。
为了创造就业和拉动增长，地方和省级官员为制造商提供各种优惠政策，降低经营难度和成本。几十年来，北京一直鼓励在全国推行这种做法，通过创建经济特区，让跨国公司享受税收减免优惠，同时让它们无需面对成本高昂并且繁琐的规定。在这方面，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大同小异。美国的各州各市同样想尽各种办法，以获得企业的青睐。跨国公司面对着股东和客户的双重压力，为了在全球化时代展开竞争，它们必须寻求最佳发展机遇，必须打造一条遍布全球并且紧密关联的供应链。
苹果称“不知情”
但它们所做选择背后的原因并非总是“透明”。在中国，争取企业的目标通常是跨国公司的生产合作伙伴，而非跨国公司本身。中国拥有极强的诱惑力。戴尔、惠普、三星等企业纷纷涌入中国，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率，同时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争夺份额。很多跨国公司都依靠富士康这样的本土代工厂。
苹果进入中国的时间晚于很多科技公司，但其销售收入有将近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市场，所获得的利润也处在行业前列。郑州的这家工厂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彰显中国对美国科技企业的重要性，特别是对iPhone的生产以及苹果产品最近的销售。一部32G版iPhone 7的制造成本估计在400美元左右，在美国的零售价约为649美元，差额部分便是苹果的利润。根据市场调查公司Strategy Analytics提供的数据，尽管苹果的销售额仅占智能手机行业的12%，但90%的利润流入它的口袋。
郑州新郑保税区海关的工作人员，苹果iPhone在这里进行虚拟进出口。我们很难估计政府为富士康提供的优厚待遇的总价值，也很难确定这些优厚待遇对富士康或苹果的利润产生的确切影响。苹果表示他们并未参与富士康的谈判，而政府记录详述了最近几年郑州官员多场会议的细节，讨论如何为iPhone的生产提供支持，将相关福利称之为“优惠政策”。从政府记录可以大致了解优惠政策的内容，包括在基础设施、劳动力、税收、出口等多个方面让富士康享受特殊待遇。
作为中国最大的私人雇主，富士康在争取这些优厚条件的谈判中拥有巨大优势。这家公司的规模以及在中国的影响力与苹果息息相关。富士康是苹果的最大供应商。苹果则是富士康的最大客户。两家公司在郑州亲密联系在一起。工厂投入运营时，苹果是富士康在当地的唯一客户。即使到了今天，郑州工厂的所有产品几乎都为美国的这家科技公司生产，iPhone的产量约占全球的一半。此外，苹果还是利用当地海关的主要出口商。
苹果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示，他们知道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提供了支持，但对合作伙伴获得的拨款、补贴或税收减免并不知情。在一份单独的声明中，富士康对政府的支持予以感谢，并指出“所享受的税收减免与所有公司在世界各地进行大规模投资时获得的优惠并无差异”。
企业版“穿梭外交”
结束一天的工作，富士康的工人骑车穿过保税区的大门。现在，全球化遭受的阻力不断加大，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斗争也愈发激烈，纷纷将目光盯住苹果以及其他大型跨国公司。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发誓要动员政府的所有力量，打击那些将工作岗位搬到国外的美国企业，同时威胁称要对它们卖回国内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特朗普经常剑指苹果。他曾在竞选期间表示要让这家科技公司“把他们该死的电脑和其他设备放回美国生产”。
中国已不再满足于仅仅充当世界工厂，现正积极采取措施扶植本国的科技巨头。北京向地方政府施压，督促它们叫停补贴计划。而几年前，北京还鼓励这种做法。苹果因未缴纳全部税款吃了中国政府的罚单。
现在，苹果正在进行企业版的“穿梭外交”。2016年12月，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与其他硅谷高管在纽约与特朗普会面。此举旨在硅谷和新一届政府之间搭起一座桥梁。8月，库克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友好访问，同中国副总理在中南海举行会谈。
中美两国正在玩一场高风险游戏。与很多跨国公司一样，苹果也依赖一个巨大的，涵盖多个公司和国家的全球供应链。供应链上的每个环节都拥有自身专长和优势。但这种复杂性往往消失在围绕贸易展开的政治讨论中。iPhone是大量复杂零件结合的产物，所用零件的产地遍布全球，最后在中国完成组装。iPhone带动了很多国家的就业。苹果表示iPhone在美国创造了200万个就业岗位。随着中美两国推行新型保护本国经济政策，它们可能破坏这个体系，同时也未必能够实现各自的目标。跨国公司及其制造合作伙伴可能会在财务方面进行严肃的利弊权衡。
从郑州苹果城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国不仅提供了劳动力，还提供了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地区难以复制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贯穿iPhone的整个生产过程，从工厂车间到零售店。只要完成出口目标，富士康便可得到一笔奖金。政府记录显示，在投产的最初两年，这种补贴总计达到5600万美元。当时，这家工厂只生产iPhone。这段期间，富士康生产了数千万部iPhone，平摊到每部iPhone上的奖金虽然微不足道，但所有补贴加起来也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数字。
根据记录，郑州富士康享受到十几种财政补贴。郑州政府免掉了富士康前5年的公司税和增值税，第二个5年的常规税率减半。此外，政府将降低了富士康为员工交纳的社会保险和其他费用，每年可让富士康节省1亿美元。市政府在保税区处理海关业务。在中国，保税区采用不同的进出口规定。这样一来，苹果便可以更方便地将iPhone卖给中国消费者。
向苹果抛出橄榄枝
苹果进入中国的时间较晚。上世纪80年代，为了降低成本，康柏、戴尔和惠普等一些规模最大的美国科技公司纷纷拆除国内的生产线，将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主要是亚洲。但苹果并没有这么做，因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认为软硬件的开发必须紧密结合在一起。
苹果不仅没有关闭工厂，还决定在科罗拉多、德克萨斯和加州建厂。在1985年乔布斯离开后的很长时间内，苹果仍保留了部分工厂。这些工厂高度自动化，墙面漆成乔布斯喜欢的白色，被宣传成美国创新精神的象征。1984年，苹果在加州开设了一家工厂，制造Macintosh个人电脑。乔布斯当时表示：“这是一款美国制造的设备。”
然而，资金问题最终迫使苹果改变路线。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Mac销量暴跌，库存激增，苹果不得不选择外包这种他们并不熟悉的做法。1997年回归苹果后，乔布斯让新上任的运营负责人库克制定具体方案。当时，库克刚刚从康柏跳槽到苹果。
在库克的领导下，苹果将更多业务外包给富士康。当时的富士康已经是台湾一家很有前途的合约制造商，与康柏、IBM和英特尔等美国大品牌合作。通过与富士康合作，苹果得以将更多精力集中到自己的强项上——设计和营销。苹果先设计出新产品，而后由富士康设法以较低成本进行量产。曾在亚洲工作的前苹果高管乔·奥沙利文表示：“富士康拥有出色的模具工程师，并且愿意投入巨资，跟上苹果的发展步伐。”
在2001年苹果推出iPod并取得巨大成功时，富士康已经具备了相应的实力和专业技术，能够满足每款热销的苹果产品对生产的要求。富士康不仅可以快速生产样机和提高产量，同时还能够在高峰期招聘到几十万工人。
富士康的创始人郭台铭颇有影响力，进一步促进了富士康的发展。多年来，他频繁前往大陆，为iPod、iPad和iPhone的生产争取补贴、廉价土地、工人和基础设施。前苹果高管、曾参与iPod设计的托尼·法德尔指出：“富士康能有这么大的规模，要归功于郭台铭。他说过如果他办厂，中国政府会向他提供部分建厂资金。与苹果的合作极大地壮大了郭台铭的实力，没有人能够与他竞争。”
郑州政府承诺出资100多亿美元，大幅扩建距iPhone工厂只有几公里的机场。2007年第一款iPhone推出后，富士康决定扩大生产规模，开始在中国各地考察新厂选址，导致渴望引入富士康的城市间爆发激烈竞争。各地官员纷纷跑到富士康的主要业务所在地深圳，在深圳的各大酒店安营扎寨。北京清华大学公共政策教授高宇宁表示：“感觉就像奥运会比赛一样。”
郑州认为，对于这样一个被中国的繁荣抛在身后的地区来说，引入富士康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这里是农民工的一大来源地，受到不公允的嘲笑和诋毁，被指责为一个盛产小偷和骗子的地方。当地官员希望重塑郑州的形象。政府记录显示郑州官员为富士康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以及诱人的投资政策。他们承诺富士康可享受用电和运输费用折扣，降低所需缴纳的社会保险及其他费用，同时为建造厂房和容纳几十万员工的宿舍提供15亿美元资金。
此外，郑州还为该项目设立了一个特殊经济区，同时为富士康提供2.5亿美元贷款。当地政府还承诺投资100亿美元，大幅扩建距离工厂仅几公里的机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巴里·诺顿指出：“我们知道中国有各种各样促进发展的政策。优厚的待遇足以吸引任何一家企业的目光。”
富士康员工宿舍的后面是一家露天购物商城。作为与富士康所签协议的一部分，当地政府负责建造员工宿舍。郑州迅速行动起来。在政府与富士康签约后短短几个月，厂房拔地而起，证照获批，装配线于2010年8月投入运行。就这样，郑州政府将中原一片面积巨大的贫瘠而布满尘土的土地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园。苹果首席运营官、曾参与建厂事宜早期讨论的杰夫·威廉姆斯表示：“我感到很吃惊。他们非常专注。”
中国制造 中国销售
在苹果首次进入中国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低成本的生产基地。很快，中国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拥有10亿多潜在客户。最初，苹果不得不采取“取道香港”的方式，将他们的产品交到中国消费者手上。上世纪80年代经济对外开放之后，中国政府转变政策，通过设立经济特区，鼓励制造和出口。但同样的政策却也阻碍了国内对海外品牌的消费。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制造的大部分产品不得不先运到国外，而后再返销给中国。如此一来，它们就成为进口商品，需要交纳关税。为此，很多公司采用了从香港返销的方式。
2005年，苹果最畅销的便携式音乐播放设备iPod在中国南方制造。为了遵守中国的严格法规，iPod被装到货轮上发往香港。通常情况下，货轮抵达香港后便立即掉头，返回中国大陆。前沃尔玛全球采购部负责人葛仪文表示：“这实际上是中国过去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的遗留产物。那时候，我们打造的供应链专门在东方生产，在西方销售。”葛仪文曾为这家零售商以及其他跨国公司的中国部门工作20年之久。
苹果和其他跨国公司希望有一个更理想的制度。到2007年苹果发布iPhone时，中国面临的要求其放宽限制、让全球公司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的压力越来越大。苹果和其他公司认为把货物运到香港既浪费时间，也浪费能源。他们希望将产品从中国工厂的大门直接运到中国境内的零售店和配销中心。在与郑州官员的谈判中，富士康坚持在保税区建厂，并要求在工厂大门口设立海关，以方便iPhone出口。此外，他们还希望工厂建在机场几公里范围内，以加快苹果的全球发货速度。
虽然郑州并不是第一个创建这种“一站式运营”的城市，但它建立了一个方便快捷的系统，最终让郑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iPhone制造基地。在保税区，全球品牌无需为进口零部件交纳关税或者税赋，也无需进行实际的货物出口。产品可以在海关进行虚拟的进出口，不必跨越任何国界。通关之后，货物可立即运往中国各地或者世界其他地区。作为iPhone的最终装配地，中国也成为苹果全球税务策略的重中之重。在郑州保税区——通常在海关——富士康将组装好的iPhone出售给苹果。购买之后，苹果再把iPhone转售给下属公司。整个过程基本上实现电子化办理。
郑州富士康工厂，晚班工人离厂，早班工人进厂。这家工厂每天可生产50万部iPhone。这一流程也用于在中国生产的其他苹果产品。根据美国国会2013年公布的一份有关苹果税务策略的一份报告，苹果将这些产品的部分利润分给爱尔兰的一家下属公司。爱尔兰在税收方面具有优势。这种做法被很多科技巨头采用，而且并不仅限于中国。前美国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幕僚长爱德华·克莱恩巴德指出：“在避税策略方面，美国的跨国公司可谓全球的领导者。通过这种做法，他们创造了无国籍收入，也就是脱离了与之存在经济联系的国家的收入。”
根据这份国会报告，这种做法让苹果得以将数百亿美元转移到境外，大幅减少所需交纳的税额。一名参议员将其称之为“避税的圣杯”。2016年8月，欧盟责令爱尔兰追讨苹果10年间未交纳的税款，总计超过145亿美元。苹果方面表示，他们严格遵守一切适用的税收规定，坚称交纳了所有税款。此外，他们还对纳税程序做了一些调整，以满足新法的要求，包括在爱尔兰注册成立一家子公司。此前，爱尔兰并没有税务管辖权。就欧盟做出的裁决，苹果已提起上述。
在郑州，当地官员对提供给富士康的政策“大礼包”予以称赞，相信郑州的iPhone工厂会继续创造巨大收益。根据《纽约时报》拿到的政府记录，郑州政府高层曾在2014年8月召开一场特殊会议，讨论与富士康“深化合作”。郑州的富士康工厂成为全球最大的苹果iPhone生产基地让他们感到非常自豪。
郑州政府表示当地的富士康工厂拥有94条iPhone 6和iPhone 5s生产线，出口到各地的iPhone已达到2.3亿部左右，让郑州跻身中国最重要的出口中心行列。郑州富士康当前的产能已达到每天50万部，郑州的税收也因此快速增加。官员们将其称之为“郑州速度”。
郑州机场模型，距富士康工厂只有几公里。政府招募的员工
早上6点半，工人们浩浩荡荡地来到工厂，准备上早班。他们有的步行，有的乘坐公交车，还有的骑电动车甚至坐三轮车。他们排起长队，走进十多处厂房。整个工厂占地2.2平方英里（约合5.7平方公里）。高峰时期，组装、检测和包装iPhone的工人达到35万左右，每分钟的产量达到350部。
苹果的员工规模巨大，与一国军队不相上下。之所以拥有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要感谢郑州政府的大力支持。作为与富士康所签协议的一部分，郑州政府负责招聘和培训员工，并为他们提供住宿。此外，省级官员还动员乡镇，帮助寻找潜在工人。在郑州经营一家私人招聘中心的刘淼（音）表示：“郑州市的所有劳务和人力资源部门都参与进来。每招到一个工人，政府就会付给招聘机构一笔补贴。需求量大，补贴就多；需求量低，补贴就少。”
郑州这样的城市纷纷为制造商提供补贴，以拉动经济增长。但地方利益越发难以与国家议程保持一致，导致在中国经营业务的跨国企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北京开始将经济发展的重点从制造业和出口转移到创新和消费。北京希望壮大民族品牌同时大力发展本土技术。为了加快步伐，北京开始反思支持海外企业在华发展的投资政策。2014年11月，中国国务院要求地方政府评估并取消任何优惠政策，包括跨国出口商享受的补贴和税收减免。
这一政策遭到反对，富士康的反应尤为激烈。他们与其他跨国公司联手，为保留当前的优惠政策展开抗争。在此之后，北京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总体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海外公司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受欢迎。现在，中国政府正在提高进入这个巨大市场的门槛，同时向西方科技公司施压，以推动国内目标的完成。这是一项协同行动，美国国会的一项研究将其称之为“新型科技民族主义”。在上海生活，几十年来一直担任在华美国企业顾问的麦健陆指出：“中国政府想知道你能给中国带来什么。他们有市场，有实力，不再跟你兜圈子。”
苹果的良好形象
中国监管部门接连惩处海外公司，例如美国手机芯片巨头高通。高通被迫对在中国境内销售智能手机的公司降价。这是一个越发被华为和小米等本土品牌主导的市场。与苹果和三星相比，它们拥有价格优势。与此同时，中国还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出台新的网络安全规定。
不过，苹果同意了中国政府的部分要求，将更多本地数据存储到中国的服务器。在获准销售前，他们的新款iPhone必须接受“安全审查”。中国希望美国公司帮助壮大自身实力。苹果已与政府支持的金融服务公司银联合作。此外，他们还向中国叫车服务公司滴滴出行投资10亿美元，后者获得多家国企的大力支持。
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小小翼翼地树立苹果的大雇主、优秀企业公民和重要经济贡献者的形象。他定期来华，身穿工厂制服，视察郑州工厂的装配线。此外，他还与监管部门、国有电信巨头的高管以及中国政府高层拉近关系。
在2015年接受中国官方电视台采访时，库克解释了苹果为何要在中国种树，将这一做法称之为“苹果环保战略的支柱”。他详细介绍了一项大型太阳能项目，希望通过这一项目满足苹果在华零售店、总部和办事处的用电需求。苹果在中国创造了300多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一半在制造业，这让他倍感骄傲。
2016年8月，在北京的紫光阁，库克承诺将创建苹果在中国的首家研发中心，为政府高度重视的高端制造业提供支持。当时，他的对面坐着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旁边是他的合作伙伴——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也出席了此次会晤。
